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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如素有不流血革命传统的英国兴起于19世纪，完成于二战之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的、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权利为中心的又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18) C. Debbasch, Institutions et droits administratifs, 1976, p. 17. 关于美国的情形，行政法是与行政机关的权力与程序有关的法律，特别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See, K. C.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 St. Paul, Minn: West Pub. Co. 3rd edn., 1972, p. 1。然而，立法者可能也会插上一手，典型的如美国行政程序法，或者是《欧共体条约》第253条（还有第190条），规定欧盟所有的决定者都有义务说明理由。

(121) 试图为穷人和下层民众规定外部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伪善，因为那些自封的好国家也不愿意而且有时候也无法实现。很大程度上借鉴国家行政法的制度，这些原则是以合法性与正当程序为中心的，不过普通法的律师应该注意欧洲法院赋予德国比例原则的核心地位。⑧ 尽管如此，区分原则与价值仍是有益的，所谓原则指构建法律体系必须的基石，而价值则主要是在法律体系外部形成的。(43) Muchlinski,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gulation: An Ethical Discourse in the Making?, in T. Campbell and S. Miller(eds), Human Rights and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e and Public Sector Organisations, 2004, p. 99. 还可参见Majone,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Europe, 17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94, 15. 77。在这些规制功能主义者当中，我们发现市场支持者与资本反对者形成了一个有些意外的联盟，他们的共同立场是都认为需要一部全球的公司责任法典。

(56) 这一建议会增强并正当化市民社会代表的地位，在第五部分中指出，他们从参与权中收获最大。新德里的国际会议与人权运动也有重要的联系，人权运动那时刚刚发轫，下面还将说明，人权的价值相较于经济自由具有更强的普世性标准。而且，政治学家斯科夫罗内克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旧体制已摇摇欲坠，那么积极有为的新总统必定会和旧体制所培养的法官产生冲突，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

我包罗万象），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美参照系的一个起点。这个过程既要求我们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对美国宪法的理解，又要求我们可以将美国宪法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它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宪法问题，因此是一个穿越在历史和现实、我者和他者之间的过程。法学学者当然可以对美国宪法史进行分期研究，只研究重建或者新政、马歇尔法院或者沃伦法院，但这些片段化或局部性的研究应当隐含合理的总体史观和叙事，否则，以学术规范化为借口沉浸于具体问题的技术化研究，那就不只是鹦鹉学舌，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是管中窥豹，甚至盲人摸象。亨廷顿所说的政府的程度 其实就是国家能力的另一种表述，只是宪法学者现在更喜欢讨论政府的形式。

我是在布雷耶大法官的新著《让民主运转起来》中读到这则小故事的，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我曾有幸聆听布雷耶的演讲，第一场的内容基本上围绕着马伯里诉麦迪逊。首先，美国是一个通过制宪建国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宪法共同体，United States是通过宪法才united起来的。

我们现在读《联邦党人文集》通常会跳着读，从第10篇开始读，甚至是直接读有关司法审查的第78篇，但更重要的篇章其实出现在一开始，从第3篇到第8篇，军事家汉密尔顿和外交家杰伊都在进行地缘政治宪法的论证。或者可以这样提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学者在研究美国宪法，而不是同样适用了美国原理的加拿大或以色列宪法，为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研究苏联宪法或非洲某个国家的宪法。回到英语原义，Founding，Reconstruction与New Deal，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其中结构性改造和国家建构的意义。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这是美国宪政史的第一个特点。

我的老师布鲁斯·阿克曼曾经说过，我们的宪法叙事将我们构成了一个民族。1865年的第十三修正案还是在用their作为人称代词来指代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还是一个复数。而在这之后，United States还经历了一个由复数名词到单数名词的转变。但是，按照目前叛乱分子的设想把我们这个共同的国家分成两个国家，这样一来，广大内地的每一个人就都被切断了一个或更多的出口，因此，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只能联合，不能分裂。

追求身份的动力，这就是历史。我们自始至终都未曾反省为什么的问题，因此也没有自觉地思考如何建构起中国宪法学自己的美国宪法叙事。

但我们确实应该打破马伯里迷思对宪法学探索的禁锢，重访路易斯安那购买或许可以是一个起点。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内地人民现在正而且将永远设法借道纽约到欧洲，借道新奥尔良到南美洲和非洲，借道旧金山到亚洲。

在战争结束，北美列国失去共同敌人后，它们在贸易和疆土上的冲突可能会让新大陆复制旧世界的命运，陷入一种战国状态，因此，制宪是合众为一，防止北美大陆重蹈欧洲的政治宿命，费城宪法在此意义上构成了北美诸邦的和平协定。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决策中表现出了真正的宪法智慧，他派出的是二战时执行诺曼底登陆任务的空军部队，让民族英雄到南方去执法。这是实践对理论建构提出的要求。我们可以从头看，《独立宣言》的文本中出现过united States，我们现在经常错误地翻译为合众国。但美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对我们就很有意义。美国宪政两百年可以带给当下中国相当多的教益，但美国法学院内的现有研究其实把美国宪法讲薄了，那些司法学说和技术与其说是美国宪政成功的奥秘，不如说是美国律师自我设置的职业进入门槛。

劳伦斯·却伯在其新著《看不见的宪法》中引了惠特曼的一句诗：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我辽阔博大。美国宪政实践的连续性给美国宪法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形成我们的总体史观，如何把握美国宪政实践的总体韵律。

美国宪法的主语是We the People，而不是We the Court，其宾语是国会、总统、法院和各州，也不只限于法院。而我们的美国宪法研究却只是在进行美国宪法学的美国宪法叙事。

更重要的或许在于，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以培养本国律师为己任的。也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学者在面对美国宪法时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学习美国宪法就变成向美国学习宪法，反映在当下的美国宪法研究中，就是我们至今未能建立起中国宪法学的美国宪法叙事

首先，1776年至1787年间的北美大陆是一个列国体制。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国家法制的统一，让中央军队进入南方执行最高法院的法令。阿克曼的话其实连接了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的问题。权威和正当性的动力，这是法律。

林肯在内战期间停止人身保护令状也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因此，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寻找新的参照系，在此基础上重现发现真正值得我们研究、掌握、并且借鉴学习的美国宪法。

在我看来，马伯里范式的司法审查既非四海皆准的宪政公式，也很难说是美国宪政发展的内在模式，它很大程度上来自职业叙事的建构和想象，或者如劳伦斯·却伯所言，有关司法审查之正当性的论证最终都是超宪法的，相关思考在根本上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它是司法学说体系的第一块砖，把它抽出来，整个体系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在早期共和国史中，United States并不是一个恒定的结构。

基辛格可以写出《论中国》，傅高义可以写出《邓小平与中国转型》，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30岁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为什么中国人的美国宪法研究不可能超越美国法学院现有的叙事，最终形成对美国的理论输出？美国宪法史的结构性特点美国宪政史有两个结构性特点。一个国家的宪政形态是由历史、法律和战略所构成的，分别对应着宪法学内的宪法政体、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我在此以美国的建国宪法为例来实践这种新宪政的论证。

但请注意，这时的united还是小写，只是前置的形容词，其性质正如它之前的thirteen，你总不能翻译成十三个合众国吧。追求身份的动力，这就是历史。我是在布雷耶大法官的新著《让民主运转起来》中读到这则小故事的，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我曾有幸聆听布雷耶的演讲，第一场的内容基本上围绕着马伯里诉麦迪逊。美国宪政实践的连续性给美国宪法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形成我们的总体史观，如何把握美国宪政实践的总体韵律。

但亨廷顿认为，美国生来就具有一个政府，所以美国人只懂得如何限制政府，而不知道如何创造政府，这或许是一个有偏差的判断。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林肯的复杂性，因为根据这个逻辑，林肯完全可以拒绝参加1864年的总统竞选，因为参选就意味着可能落选，而林肯落选也就意味着南北分裂，但林肯没有继续主张他要拯救all the laws, but one，美国宪政的纪元得到延续。

接下来再使政府有责任自我控制。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决策中表现出了真正的宪法智慧，他派出的是二战时执行诺曼底登陆任务的空军部队，让民族英雄到南方去执法。

关于国家能力，宪法学有一个表述，宪法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私人权利，但至少美国的宪法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宪法转型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国家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塑造国家能力的问题。照搬美国法学院现有的职业主义叙事，将司法审查预设为美国宪政大厦的基石，实际上正遮蔽了美国宪政发展的真正经验。